相关判例中，最为著名的是新泻机场案判决和文殊案判决。
也有从人工智能的技术架构探究特殊规范方法或者机理的，如智能算法的规范研究。一方面，人工智能被确立为科技创新的重点，并赋予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人工智能对全球当下和未来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形成较大的技术和社会风险，因此相关政策的考量更加复杂，也有必要提升层次。有识之士称，此时我们进入世界是平的时代。此外，这一时期的科技立法开始关注特殊科技安全和风险，不断制定相关特殊管控规范。因此，正确的方法还应该包括增加对运行中的人工智能训练，通过训练和及时调整使技术设计的可行性转化为行动的一致性。人工智能新功能问世的速度日益加快，其不仅被用来分析和识别信息、物体，获取数据，辅助决策，而且被应用于服务领域，如新闻、医疗、护理、会计、教学、法律、交通领域，或者被应用于工业领域，如独立装配汽车的工业机器人，甚至可能应用于警务和自动武器领域。
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具有认知能力。工人安全和健康陷入困境，工厂事故不断，产品事故、交通事故等损害频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第六章 政府行政程序的运作（分别阐释政府行政程序运作范围、国会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总统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法定要求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反复研讨、修改，数易其稿，终于在2015年年底完成了一份拟提交国家立法机关作为立法建议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30] 参见[意]吉亚桑托．加纳尼：超越国家—行政程序法的欧洲化和全球化，李会真、刘轶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但法院又不能对每一部施行前的行政规则都进行审查，面对这一潜在的矛盾，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洞见。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590页。
[35] David Fontana, Reform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Democracy Index Rulemaking, 74 Fordham L. Rev. 81 (2005). [36] Cary Coglianes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Rulemak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55 Duke L. J. 943 (2006); Cynthia R. Farina, Dmitry Epstein, Josiah Heidt, Mary J. Newhart, Knowledge in the People: Rethinking Value in Public Rulemaking Participation, 47 Wake Forest L. Rev. 1185 (2012). [37] Christopher J. Walker, Moderniz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69 Admin. L. Rev. 629 (2017). [38] 参见沈岿：行政机关如何回应公众意见，-- 美国行政规则制定的经验，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必要时，可将意见的整理或摘要代替意见，予以公示。
后者亦设总则、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解释与备案（相较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六章，《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六章加了备案的内容）以及附则7章，共41条。实践中,美国行政机关对公众评论基本是予以回应的：在评论意见较少的时候会一一回应,但多数时候并非回应每一个评论,而是分类、整理、聚焦重要观点。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露了电子化规制制定程序中公众参与的优势和弊端。同时，欧盟行政程序法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了欧盟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
上诉机构裁决认为WTO缔约各方的权力应受到的另一个方面的限制是，成员国的规则制定程序和裁决（如颁发许可证书）程序[29]都必须遵循正当程序（due process）原则，如颁发许可证书须提供听证的机会、作出正式的、书面的和合理的决定等。该专家建议稿设总则、、行政程序主体（含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程序的其他参与人3节）、行政程序基本制度（含电子政务、行政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行政调查与证据、说明理由与听取陈述、申辩、听证、期限、期间、送达与费用7节）、重大行政决策与行政规范制定程序（含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3节）、行政处理程序（含行政处理一般程序、行政处理简易程序、行政处理的效力3节）、特别行政程序（含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内部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应急行为5节）、监督、责任与救济、以及附则8章，共224条。[27]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之后于2015年6月2日又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实施细则》。该文指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对经过‘通告—评论程序的行政规则,仅要求行政机关在考虑公众意见之后,在其最终制定的规则之中对规则依据和目的予以‘简明综述,其并没有明确行政机关是否应当或如何回应公众评论。
直到2011年，日本最高法院才在说明理由的程度方面作出了相应的司法阐释。尽管如此，却不能否认指导性文件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规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一个长存争议的问题。
公众参与是规则制定程序的重要要求。上诉机构的裁决认为，WTO缔约各方的权力应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他们不得单方面地采取措施，而必须通过像环境保护方面的那种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
[33] 本节资料源于王贵松：日本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载姜明安等著：《行政程序法典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0页决定做出一章着重强调普遍性的说明理由义务，并设定了轻微瑕疵的补正程序。行政当局对其行为必须适当说明理由等。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反复研讨、修改，数易其稿，终于在2015年年底完成了一份拟提交国家立法机关作为立法建议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2]本文之所以叫简述与浅析，是因为中外行政程序法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过于广泛，而作者掌握的资料过于有限，只能对之简介简述之，又因为作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尚未深入，只能对之浅评浅析之。[2]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比较法研究》杂志拟在该刊组织一个专题研讨栏目，专门探讨21世纪若干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制的最新发展情况。
前者设总则、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解释和附则7章，共40条。考虑到这个栏目的作者撰稿前相互没有联系，各文所论非常分散，栏目编辑嘱我为这个栏目写个序言性质的文章，以期使这个栏目的文章能形成一个内容互补且有一定外在和内在联系的整体。
第二章 非正式规则制定（分别阐释非正式规则制定可行性、制定规则的提议、拟制定规则的通知和评论机会、规则制定记录和作出决定程序、最终规则）。后者亦设总则、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解释与备案（相较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六章，《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六章加了备案的内容）以及附则7章，共41条。
直到2011年，日本最高法院才在说明理由的程度方面作出了相应的司法阐释。欧盟 21世纪欧盟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进展是2009年成立的欧盟行政法研究网络组织百余位专家学者草拟《欧盟行政程序模范规则》，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反复磋商、研讨、论证、辩论、修改和打磨，于2014年推出了一个为各方都比较认可的《模范规则》文本，并于2016年1月28日由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对之组织了听证。
第二批指令确立了规制机构（为反垄断机构和欧洲委员会提供咨询、合作和信息的机构）的有关责任，并创设了下述程序性权利：其一，框架性指令规定了告知和申辩的程序权利（第2002/20号指令第6条）。欧盟由于是一种超国家组织，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任务非常艰巨，至今未出台正式的官方行政程序法典。[39]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APA有规定确保正式裁决中的听证官作出公正、独立、信息通达的决定，但是这些规定对绝大多数行政裁决的听证程序并不适用。在公示或公开所提出的意见可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或者有其他正当的理由时，制定机关可不公示或公开相关意见。
他早期曾专门就国际金融组织的行政规则制定程序进行过研究，[46] 后又对国际政策制定对国内行政法的影响有过关注，并指出跨国行政现象带来的主权不匹配问题（sovereignty mismatch）会对国内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构成侵蚀，对APA的适用也提出了挑战。[11] 《模范规则》参考并超越了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现有模式，共包括6卷，分别为总则、（general provisions）、行政规则制定（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个案决定（single case decision-making）、行政合同（contracts）、行政协作（mutual assistance）和行政信息管理（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电子化规则制定在2000年之后逐渐成为行政程序的讨论热点，学界也围绕新兴技术对传统规则制定程序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32] 日本行政程序法运作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制定法不断吸收判例法的经验。
【注释】 [1]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进入21世纪后，行政程序立法除了官方继续走单行法立法和地方立法的道路外，民间和学界则开始探索行政程序全国统一立法的法典化道路。
[34] 关于美国21世纪行政程序法运作实践和学者对之的讨论研究所涉及的6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笔者根据杨金晶先生应我的咨询，发给我和何海波教授的电子邮件所提供的材料整理归纳而成的（因此我在这里要特别对杨金晶先生表示感谢）。行政机关还应当全面、准确、真实公布其运作信息。[21] 还有学者对州行政程序法与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关系，[22] 地方行政程序的法典化，[23] 《州模范行政程序法》中行政裁决和规则制定条款的适用，[24] 以及州行政程序法如何吸收谢弗林原则[25] 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只有不同学者通过其各自的研究形成其相应的研究成果，才可能构成这一课题的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全局性研究成果。
考虑到该处分的要件只在法律上抽象地规定、该处分的选择被委诸行政厅裁量、公开的本案处分基准内容颇为复杂等，在作出建筑师惩戒处分之际，作为应同时说明的理由，在处分的原因事实及处分的法条根据之外，如果不说明本案处分基准的相关适用，处分的相对人即使通过上述事实及法条根据的提示能知道符合处分要件，通常也难以知道是基于何种理由、适用怎样的处分基准而选择该处分。《条例》设总则、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及附则5章，共38条。
行政机关的回应会提及重要评论、表明自己立场、说明所持立场的理由以及根据评论意见对拟议规则进行的修改等。不过，由学界草拟的《欧盟行政程序模范规则》已于2014年完成，开始向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目标迈进。
[33] 本节资料源于王贵松：日本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载姜明安等著：《行政程序法典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0页。[30] 日本 日本行政程序的法典化只是使日本行政权运作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成为实定法，在实践中，其具体实施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则有待法院司法判例去明确、细化和促推解决。